延安故事--中国网

克郎球 2018-10-09 18:45:32

  年底,一大批高级干部从紧张战斗的前方,陆续来到中央党校学习,都认识到这是对自己的关怀,是一次很难得的机会。这些同志见到马列主义的书籍,真是,爱不释手。他们白天读书、开会,晚上还在油灯下看《解放日报》等学习材料,从不放过一点时间。

  等党校领导同志发现了这种情况,于1942年4月的一天晚饭后,在学校的大礼堂里召开全校和工作人员大会,动员全体同志积极参加文化娱乐和体育活动。同志说:“同志们在前方艰苦的对敌斗争中,没有机会系统的学习马列主义,这次中央调你们回来,进了党校,给大家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,大家就地书、读马列主义,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。但是仅仅读书不参加文化体育活动,把身体了怎么办呢?那你学得的一肚子马列主义有什么用呢?还不是和你一起装到棺材里去了。因此,要求同志们一定要在课外活动时间,参加俱乐部组织的各种文娱和体育活动。学校嘛,也准备拿点钱出来买些器材。花钱买棺材,不如花钱吃药,花钱吃药,不如花钱搞点文体活动。同志的讲话,不时引起大家的笑声和掌声。

  此后,俱乐部就在校领导的、支持下,通过各支部把各种爱好者组织起来,能者为师开展健康有益、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。

  中央党校有一个室内文化活动场所,名字就叫“俱乐部”。它是利用原来“胜利食堂”的房子,由本校木工房制作了些桌、凳,购置了些文娱器材办起来的。们可以在这里打扑克、麻将,下象棋、围棋、军棋、跳棋,还可以打乒乓球、克郎球,一到课外时间,这里就济济一堂,有“参战”的,有“观战”的,也有当“参谋”的,熙熙攘攘,热闹非凡。在这里常看到一些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,为了一步棋,争得面红脖子粗。

  每个星期六晚上,是俱乐部里举行舞会的时间。当年在延安盛行交谊舞,开始组织教跳舞的是从苏联回来的肖三,1940年前后,他是延安文化俱乐部的主任。随后跳交谊舞活动很快波及到延安各单位。中央党校是1941年开始学跳的,组织大型舞会是1942年,一般是在俱乐部举行,夏天就到球场上去跳了。舞会伴奏,开始时我们是借用邓发的留声机。每次舞会前我就到他办公室’兼宿舍(里去搬留声机和唱片,每次都是他亲自捏几根唱针交给我’留声机、唱针据说都是邓发从苏联带回来的,当时延安买不到。到时,留声机一响,穿着布鞋、草鞋的们,随着音乐的节奏翩翩起舞了。有的跳得比较熟练,多数是边跳边学,一头大汗,舞兴甚浓。也有些同志在一旁观舞。那时有一个顺口溜:“,试试看,一头汗,死了算。“死了算”当然是艺术的夸张,没有听说谁是跳舞跳死的,只是形容“舞迷”们“迷”到何种程度罢了。跳舞是很好的运动,也是很好的休息,它随着音乐的节奏,或前进,或后退,或旋转,休息着脑子,活动着身子,所以,深受紧张学习的们的欢迎。

  邓发的唱片,适合跳舞的不多,翻来复去就那么几支曲子,显得非常单调,于是“舞迷”们就向俱乐部推荐,中谁有什么唱片。我就按照这些线索,常向鹏、贺晋年、阎红彦、曹里怀、杨勇等同志借来唱片。这样,乐曲丰富了,什么快四步、慢四步、快三步、慢三步、探戈、伦巴、不露斯都能跳了。后来,参加舞会的人越来越多,留声机的声音太小了,邓发就写信给军委三局局长王诤,向他借来扩音器。此,党校的舞会就有了宏亮的音乐声了。当时延安没有电源,每次舞会,都由校务派四个公务员摇马达发电。两个人一班,轮换着摇。

  时间不长,放唱片又不能满足了,要求有乐队伴奏。党校组织了一个器乐’即民乐组,莫文骅任组长打扬琴,王秦武、张修竹拉二胡,王心高吹笛子,洪涛’女、工作人员弹月琴,。演奏的曲子有广东音乐,如《雨打芭蕉》、《焦石鸣琴》等,也有陕北民歌,如《三十里铺》、《打黄羊》等等。有时也请鲁艺的乐队、联政’即联防司令部部宣传队的乐队’八军总部的业余乐队来伴奏。

  尤其值得回忆的是每次参谋长都是随车前来。到了党校俱乐部,叶参谋长总是先和他熟悉的们打打招呼,问问学习情况。他的扬琴打得很好,舞会开始,他又总是先在乐队里奏几支曲子,然后再下舞池跳几场舞。他们乐队主要演奏广东音乐,如《小桃红》、《昭君怨》、《旱天雷》等等。

  还有一件很令人兴奋的事,1943年2月的一个星期六,根据同志、黄火青同的,把平时的周末舞会变为庆祝斯大林格勒伟大胜利的舞会。1943年2月9日斯战结束’我们接到要开这个庆祝舞会的后,重新布置了会场,把两条灯合并成一条,另一条的地方,临时换成“庆祝斯大林格勒的伟大胜利”;同时将两边的14根柱子上都插上了柱灯;顶棚下悬着的两盏大汽灯,也更换了五彩的灯罩,整个会场的气氛显得更加热烈,更加辉煌了。参加晚会的人,满面春风,喜笑颜开。斯大林格勒的胜利,是苏德战争的转折点;也是世界人民反战争的转折点,正在抗击日本的中国者,听到这个消息,怎能不欢欣鼓舞呢,怎能不出自内心的庆贺呢。

  舞会开始不久,毛来了。全场人员喜出望外。毛健步走进舞厅,稍事休息,就走进舞池,迈步起舞了。毛和蔼欢乐的面容,端庄的舞姿,至今还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。

  延安群众性的歌咏活动是很活跃的,党校也不例外。《国际歌》是每个员和群众都会唱的,但它过去的译词不十分准确,唱法也不完全一致。1942年经肖三和鲁艺的音乐工作者共同努力,把歌词译的更准确了,词和曲调的配合更合理了大约在1942年的5月份,党校开音乐会,邀请鲁艺音乐系来校演出,开始是我找鲁艺音乐系主任吕骥商定的。演出前一天,向隅打电话来,谈演出的一些具体工作,同时告诉我《国际歌》已修订的消息,并我们借这次音乐会演唱之机,将新定稿的《国际歌》印发给大家。当时要到鲁艺去取歌片子已来不及了,向隅就拿着新歌片在电话里说一句,我在旧歌片上改一句,就这样完成了改稿,由党校油印室陈乐毅刻蜡版印出来了。

  随后,学校要求在全校学唱新改过的《国际歌》,以求统一。把流行很久的、已经唱熟了的歌词和配曲改动一下,是要下点功夫的。于是用了两个课外活动时间,集中全校和工作人员在大礼堂学唱。学唱前,同志作了动员。他说:党校的来自全国,在党校把《国际歌》唱统一了,将来再回到全国各地,在全国也就唱统一了。要求大家认真学唱,唱准确,唱好。随后,由我一句句地教,大家一句句地唱,

  改动大的、难唱的地方反复教唱几遍,没有改动的地方就一带而过。们虽然年龄较大,但学得认真,唱得庄重整齐。集中学唱以后,平时也,一时,雄壮的《国际歌》声飞扬在党校的上空。

  1943年春节,党校组织了一个秧歌队,它是以工作人员“青年队”为主体的,演一些民间传统节目,有秧歌、高跷、狮子舞等,&索立波’担任指导。同志是积极主张青年们开展这些活动的,他说:青年人精力旺盛,白天工作着,学习着,业余时间让他们玩着、跳着,累得贼死,晚上往床上一倒就睡着了。所以,对身体对工作和学习都有好处。

  正当党校的秧歌队活跃的时候,鲁艺的秧歌队来了,他们不仅有手拿着镰刀、铁锤、镐头、跳着陕北秧歌的表演,还演出了《兄妹开荒》、《拥军花鼓》等节目。真使人耳目一新,这是新秧歌运动的开始,也是延安文艺界经过整风的。当时在学校学习的老红军、文艺战士李伯钊看后,稍事酝酿,奋笔疾书,写了一个边区劳动模范马杏儿的秧歌剧本———《马杏儿》。她把剧本交给了我,并由我爱吴明饰演马杏儿,我饰演马丕恩&杏儿父’,以眉户曲调演唱,李伯钊亲自导演。不几天,戏排出来了,除在本校演出外,“三八”节还到杨家岭演出;继之,党校的秧歌队,也增添了秧歌剧。

  1944年春节,延安的大型秧歌队更加活跃了,各机关、学校的秧歌剧大量涌现,形成了一个群众性的秧歌运动。中央党校的秧歌队有了去年的基础,加上有了党校第三部,文艺加强了,成为延安新秧歌运动的一支劲旅。这时我们演出的秧歌剧,有苏一平自编自演的英雄侦察员的《傻瓜》;有周而复、苏一平合写的反映军民关系的《牛永贵负伤》,这个秧歌剧由陈明饰演老汉,郭靖,郭霁云,饰演老婆,陈振球饰演伤员牛永贵,王亚凡演日军小队长,朱丹、周而复饰演日本兵。还有周戈编写的女劳动模范的《一朵红花》,由李亦云主演。伴奏的乐队有金紫光、王心高、王秦武、张修竹等同志。中央党校的秧歌队,曾到中央机关、军委、联防司令部机关以及西北局和边区演出,颇得好评;也会由艾青带队,丁玲参加,远赴南泥湾、金盆湾,为三五九旅和炮兵部队作慰问演出,受到各部队的热烈欢迎。

  延安各机关、学校的秧歌队,也源源来到中央党校演出。1944年春节期间一天要接待两三个队。如鲁艺的《赵富贵自新》,联政宣传队的《刘连长开荒》,枣园的《动员起来》,西北局的《女状元》等等,都到党校演出过。

  秧歌剧是在广场演出的,凡来党校的秧歌队都在篮球场上接待。观众围着圈,前两三排席地而坐,后面的站着看。演员们在当中表演,伴奏的乐队在人圈的一角。观看演出的除了本校的和工作人员外,有时从前方回来的一些领导同志也来,我记得、、、、陈毅等领导同志都来看过秧歌队演出。

  中央党校的和工作人员中,有不少戏剧爱好者,1942年开学以后,到1943年,排演了不少传统剧目。在京剧当时叫平剧’方面,有(索立波)、方治中、许世平等演出的《空城计》,张承民、李杰、贺瑞林等演出的《捉放曹》,张仲翰演出的《宋士杰》,张松涛演出的《黄金台》,贺瑞林、左文演出的《斩经堂》,王琏瑛、张连奎演出的《口》等等;还有张德温、李毅演出的山西梆子《九件衣》,张学柯演出的梆子《大登殿》,王惠民、李行等演出的秦腔《柜中缘》等。1943年5月4日,中央研究院合并到党校,成为中央党校的第三部,文艺更多了,有绍萱、金紫光、郭靖、王禹民、齐瑞棠等演出的京剧《打渔杀家》,这个戏反映了者的横征暴敛和劳动人民的。王禹民把“教师爷”的,表演得淋漓尽致。还有汪琪、曼丽、王禹民等演出的《鸿鸾禧》。这些传统剧目的演出,不仅丰富了生活,给人以艺术的享受,同时也有一定的教育作用,直接间接地配合着整风学习。

  党校俱乐部还组织了个业余组织———“大众艺术研究社”,集中了一批京剧爱好者,他们经过整风学习不满足排演传统剧目,试图搞些戏剧,创编新剧。1943年下半年,由杨绍萱、齐燕铭编导的平剧&即京剧’《逼上梁山》诞生了。它生动地、层次分明地描述了“,不得不反”这个主题。在表演上、化装上、舞台设置上也做了些的尝试。1944年1月9日晚,毛看后,当晚给编导者杨绍萱、齐燕铭写信,祝贺他们演出成功,称赞为“旧剧的划时期的开端”!。

  在话剧方面,党校第四部做出了很好的成绩。1944年由工作人员姚仲明编剧,陈波儿导演,四部们演出的《同志,你走错了》,是配合线教育的一部好戏。他们搞出这部戏是不容易的。姚仲明没有搞过戏,演员们都是工农干部,也没有演过戏,但他们都有生活基础,由专家指点,加上全体同志刻苦认真,演得朴素自然,很有感染力,效果非常好。

  歌剧方面,1944年党校第三部周戈编导并主演的《红孩女妖精》,亦博得评。

  苏联在卫国战争中,有一个话剧叫《俄罗斯人》,是反映苏联军民为祖国,不惜的,以及对敌斗争的艰苦、复杂的情况。此剧对正处在抗日战争的中国很有教育意义。党校第三部于1943年下半年把它上演了。该剧由陈波儿导演,林枫、陈明、陈振球、王亚凡、王禹民、金肇野、曼丽等同志演出。

  苏联卫国战争中产生的另一个话剧《前线》,是一出反对经验主义、主观主义的好戏,在延安整风期间,曾把该剧本作为参考材料来读。

  944年深秋,为了向党的“七大”献礼,同志提出要集中延安的优秀戏剧人才,把这个戏排好。于是成立了一个由肖三、沙可夫、李伯钊、沙#、王斌五人组成的导演团,王斌、沙#执行导演。演员、舞台工作人员大多是鲁艺、党校等单位的一些名演员和专家。他们临时在党校俱乐部搭了通铺住宿,女同志就住在大礼堂的化妆室里。各人找地方背台词,排练就在大礼堂里。在延安演戏的服装、道具一般都是借来的,这个戏满台都是苏联红军,从哪里能借来这么多呢子军服呢)聂鹤亭把他身上穿的一件从战场缴获的日军细呢子大衣借给我们。帮助我们解决大问题的是同志,他送来了20套黄呢子军服,这是三五九旅自己生产的。我们拿来后,稍加装饰,就成了苏联红军的了。这个戏,按照同志的要求,排出了一台高质量的戏。强的导

  演,强的演员阵容,强的舞台设计,加上排练中的精雕细刻,布景中的一丝不苟,表演中的严肃认真,看了以后,使人不仅在思想上受到教育,同时在艺术上也是一次美的享受。在“七大”期间,给代表们专场演出,博得一致好评。通过这个戏的上演,剧中有的人物,如戈尔洛夫、客里空,就成为思想、不接受新鲜事物和夸夸其谈,哗众取宠、假情况的人的代名词了。

  党校还经常邀请延安的各文艺团体来演出,如鲁艺的“音乐会”,歌剧《惯匪周子山》,青年艺术剧院的话剧《抓壮丁》,边区剧团的秦腔《仇》、眉户《大家喜欢》、《十二把镰刀》等等。还有从前方回来的西北战地服务团的小话剧,一二〇师战斗剧社的小话剧,都曾来党校演出过。还有,日本工农学校的业余演出队,也来演出了,这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者的国际主义,也体现了的俘虏政策的伟大胜利,看了使人十分。请来演出最多的要算延安平剧院了,他们演出的传统京戏很受欢迎、尝试演出的现代京戏也有一定的特色。尤其是几位好演员的唱腔,使人百听不厌。如阿甲、张一然、任均等同志。有时还请他们来清唱。

  中央领导同志来中央党校看戏的很多,尤其是“七大”开会期间更为集中。、、林伯渠、李富春等同志都来看过戏。毛自1943年兼中央党校校长以来,来党校就更多了。不仅来做报告,工作,也常来看戏。毛喜欢看京剧,延安平剧院来演戏,来看,党校自己排演的京剧,也来看。小戏,如郭靖同志演的《武家坡》、《祭江》,就来看过。大戏,如《逼上梁山》毛不仅看后写信来鼓励,在看戏过程中还再编演《三打祝家庄》。1944年19日晚,毛看《逼上梁山》时,是副校长陪同的。毛一边看,一边对同志说:《水浒》中有很多段落都是很好的戏剧题材,如三打祝家庄就是一个$毛曾在他的哲学著作《矛盾论》中提到过三打祝家庄。你们把《逼上梁山》搞完了,可以接着编个《三打祝家庄》。同志听后,就把这个任务交给平剧院了。当时中央刚决定延安平剧院由联防司令部领导改归中央党校领导。平剧院就组织任桂林、李纶、魏晨旭三同志搞创作。经过一段时间的编写,集体讨论,反复修改,《三打祝家庄》剧本编好了,平剧院全力以赴,用最强的演员阵容把它排出来了。这个戏的排演,推动了整风运动深入发展。

  1943年春夏之交的一个上午,同志派警卫员来叫我。我赶忙上去,见同志坐在他的石窑洞门口看文件,他见我上来了就询问俱乐部的工作有何困难’我说:延安的“戏箱”演旧戏的服装、道具只有延安平剧院一家有,我们演戏都是向他们借。他们也很支持,但有时他们自己要演出,就不能借给我们了。同志听后,就说“我们自己买一副去”。当场就让秘书柳文起草一份电报,发给晋西北党委林枫,请他设法从太原代我们买一副“戏箱”。大约到七八月份,“戏箱”取回来了。这是一套唱山西梆子的“戏箱”,成色很新,蟒袍玉带,硬靠软袄,刀枪剑戟,文武场面,一应俱全,所有传统剧目都能上演。党校的戏曲爱好者见了高兴极了。当我们听说,这些东西是晋西北敌工部的同志,从太原城里用现大洋买来的,并从太城墙上一包一包的吊下,然后装着满满的四个大箱子运回来时,大家都十分。有了“戏箱”,演出传统剧目就方便得多了。随后创作的历史剧《逼上梁山》,就是用这副“戏箱”演出的。

  中央党校原有一个操场,在大门内的右边,各种球类运动都在那里进行。1941年在修建花园的同时,将操场和毗连的菜地统一规划,扩建成一个大的运动场。设有篮球场、排球场、足球场,还有单杠、双杠、木马和跳高、跳远的沙坑。篮球架、排球架、足球门、单双杠、木马等体育器材,也都是党校木工房制作的。我们还利用延安的石头,打了石锁、石盘。两个石盘当中穿一根桦木杠子,就是石担,是很好地举重的工具。党校的工厂,也曾试制过篮球,但皮子硬度不够,缝得也不合规格,用起来不方便。延安所使用的各种球类,都要从敌占区和国统区购买,因受敌人锁,购进器材很不容易,所以,一个球要用好长时间,内胆外壳补了又补,实在补不了了,还要利用它身上好一点的皮子去补别的球。党校俱乐部工作人员,不仅管理“俱乐部”,还管补球,粘内胎,缝外壳,整天忙个不停。好不容易托人从外边买来几个新球,总要留作重要的比赛时才用。

  中央党校有篮球队、足球队、排球队。党校的球队经常和外单位打比赛。1942年6、7月间,和一河之隔的延安大学进行了篮、排球对抗赛,党校各支部的球队和安大学各年级的球队对抗,双方都有十多个队,在两个学校的球场轮流交战,时间延续了一个多月,各有胜负。这种赛法,群众性很强,一个支部要出两个球队(一篮、一排),参加的人数就多了。我们和八军总部所在地的王家坪的球队也进行过比赛。两个单位通过球类比赛,确实增进了友谊。

  1942年延安“九一”运动大会,中央党校的代表队也参加了。当时延安有十几个单位参加。“九一”以前就开始预赛了。我们的篮、排球队队员年龄较大,虽然没有拿到什么名次,但影响是很好的。在这次运动大会上,中央党校的俱乐部主任张远表演了单杠、双杠;他又和鲁艺(鲁迅艺术学院简称)的边疆同志表演了砸石头。张远在北平师范大学体育系学习过,对体育运动可以说是“科班”出身,曾任过延安体育会主任,延安大学体育系主任等职,1942年4月调来中央党校任俱乐部主任,1943年底,调任党校第四部俱乐部主任。中央党校球队的队员们,对其他单位的队员亲如手足,带吃的让对方吃,带水让对方喝,真像一家人。在赛场上,不怕苦,不怕累,胜不骄,败不馁,把多年在战场上养成的带到球场上来。他们非常尊重对方,尊重裁判,尊重观众。这是党和军队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在体育运动中的表现。

  党校各支部之间的比赛,几乎每天都有。一吃过晚饭,运动场上人总是满满的。篮、排、足球场和田径场都有人活动。哪个球场正式比赛,张远总是在那里当裁判、吹哨子,有时也由们吹。哪个球场观众围得最多,那里必定有精彩的比赛。群众看球,很有秩序,人多时,前面的就坐下,有时也有啦啦队助威,除给本单位加油、打气外,也给邓方以鼓励。遇到一个精彩的球,掌声、叫好声融成一片,遇到一个球失误,马上听到惋惜之声。党校发展成六个部以后,也组织过各部之间的比赛,尤其是一、二、三、四部之间常有比赛。

  离中央党校的大门不远,就是延河,它是一个天然的运动场所。夏天可游泳,冬天可滑冰。党校的同志爱好这两项运动的不少。邓发校长(1943年春以前,邓是中央党校校长)就爱游泳,他夏天不睡午觉,吃完午饭就带着警卫员,拿一条大毛巾到延河游泳去了。同志也去滑过冰。延安有冰鞋的人很少,多数冰鞋是土造的。用刻蜡纸的废钢板,一破两块,磨一下,就是一付好冰刀。把它固定在铁皮上,用绳子绑在布鞋上就可以滑花样了。健康有益、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,使在中央党校学习和工作过的同志,沉浸在活泼欢腾、轻松愉快的气氛中。组织全校文化活动的俱乐部,曾在1944年陕甘宁边区文代会上,被授予一面文化模范”的旗。